中华传统文化能否带领封建制度中的中华民族走向近代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的晚期。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的时期, 也是中国的封建皇权走向巅峰的时期。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华民族逐渐落后与历史潮流的时 期。理学的出现与统治阶级对于理学的强化,逐渐束缚了我们民族的人格与思想。 为什么中华民族会进入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其实这并不是这些皇帝个人的意志的体现,而是 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历史大环境所造就的。当中国封建制度走到宋代的时候, 相对于前代唐代,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文化与制度双重影响下的人格的束缚越来越强。我认 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正显现了封建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于生产力与思想发展后人们自然 产生的对于新兴的生产关系,人格自由的需求。这类新兴事物,在明王朝对于社会的思想控 制统治相对薄弱的中后期可以窥见,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像李贽、黄宗羲。李 贽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整个正统思想,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基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黄宗 羲,他主张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说,反映了由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传统社会生产关系的 变化。具有反专制主义的特征。 面对新兴的事物,传统封建统治阶级同他们所设计的集权化的封建制度感到眼花缭乱。在落 后的世界观与对于落后生产关系的理解的影响下,他们对接受、利用与管理这些新兴事物显 得力不从心。草率地将这些新兴事物纳入他们熟悉的统治体系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的统治 体系与他们的思想本身并没有这些基因。他们对这种令他们感到纷乱的事物产生了本能的恐 惧,所以他们要清除这些让他们感到烦心的事物,让社会与人们的思想重新回到他们认为的 样子中去。只有这样这样人民的一举一动才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才能在既定框架下更 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统治。 于是到了明代,底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于元末的混乱有深刻的体会。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 下,他的不可避免地渴望社会的秩序与道德的重建,建立一个秩序的王朝。但是,在他的那 个时期,新兴事物与思想的出现让社会变得复杂,社会本身已经不可能恢复到秦汉与隋唐时 期。这让他本能地走向了对于人民更严格的控制。兴八股,造户籍,明律法,这是他采取的 措施。以孝治天下的主张,更是希望国家臣民能够在伦理道德的强力约束下接受统治。选拔 国家人才的科举制度,也成为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道重重的枷锁。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出身 的官员,他们的思想举动被牢牢锁定在私塾五经的范畴。丞相的废除与锦衣卫,东厂的设 立,更加体现了中央皇权的加强,中央皇权对于社会的控制更加牢固。于是在明初这种恐怖 环境下,新兴事物根本无力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全副武装的封建秩序对抗。需要注意,古 代中国的律法,一直被人民视为对于臣民严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严厉惩罚与对于臣民行为 的在道德以外的严格规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 在思想方面,中华传统的文化本身具有它的“趋同”的特征,在这种环境下新兴事物的传播本 来就缓慢。随着传统的儒家文化的逐渐地封建化与经文化,在人们的思想中面对这些新兴的 东西时是麻木的,不理解的。对于接受这些新兴思想的少数人,一直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 中,不仅受到道德与封建法律的联合打压,而且受到主流思想的排挤与污蔑,更受到在封建 世界观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自己对于自己思想的怀疑。再者,古代中国人对于“天下”,“朝 廷”,“君父”的根生蒂固的认识下,在王朝更替,集权封建制度控制相对较弱的时期,仍然 会自然地选择走向另一个新的集权封建制度的统治。 从制度与文化两方面看,如果不受到外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会生活在在这种 集权封建体制与封建化的文化中。在这段时期,新兴事物的传播是及其缓慢的。而恰恰是这 些新兴制度,很自然的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但不能否认,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 展,新兴的生产关系与相对应产生的思想绝不会被扑灭扼杀。相反,在不断积累中,它的力 量会越来越强大,直到在未来某个历史时期,它将取代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

2021年9月30日

中华传统文化与民族近代命运的关系

在讨论传统文化之前,先来讨论民族。先来看看民族的概念:民族是指经长期历史发展而形 成的稳定共同体,一群基于历史、文化、语言与其它人群有所区别的群体。根据定义可以知 道历史、文化、语言是区本民族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的三个元素。而这三个元素并不是相互 独立的,相反,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谁也离不开谁。 从文化来看,一个民族的文化渗入它的历史之中,影响着本民族个体乃至全体的思维,进而 影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本民族面对历史提出的问题所作出的决定。类似地,文化渗入语言, 一个民族的语言的文法,词汇,表达中都有明显的文化痕迹。所以,文化极大地塑造了一个 民族的性格,赋予一个民族它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华 传统文化之于中华民族来说亦是如此。 但是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人心中逐渐地淡化,甚至于个别个体全然忘却。近来频 繁地出现了种种违反道德的社会事件,从表面看仅仅是违反道德而已。但是深究其根本,则 是社会道德的母体传统文化本身,被本民族个别个体所轻视,淡忘所导致的道德约束力的下 降。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民族个体在内心不被认同,将导致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的下 降,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就像当下,面对日美文化,中国青年热衷接受;面对 传统文化,中国青年则一脸茫然。但这又是为什么?中华传统文化到底是什么?未来将何去 何从? 在近现代中国人的理解中,传统文化似乎制约了社会的发展。诚然,传统文化中三常五纲, 逆来顺受,宗法等级确实在一个现代人看来是落后的。并且传统文化中缺乏对于论断的进行 思维论证的态度也是不可取的。既然对于传统文化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那么在封建时期,传 统文化的状态就是我们应当首先讨论的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在近代为什么不符合社会的发展潮流,是因为传统文化本身被很大程度地封建 化。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的晚期。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的时 期,也是中国的封建皇权走向巅峰的时期。理学的出现与统治阶级对于理学的强化,逐渐束 缚了我们民族的人格与思想。在封建专制主义制度的强力作用下,传统文化很大程度上向着 适应封建统治的方向上发展。为什么中华民族会进入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其实这并不是这些 皇帝个人的意志的体现,而是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历史大环境所造就的。 其 实,当中国封建制度走到宋代的时候,相对于前代唐代,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文化与制度双重 影响下的人格的束缚越来越强。 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正显现了封建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于生产力与思想发展后人们 自然产生的对于新兴的生产关系,人格自由的需求。面对新兴的事物,传统封建统治阶级在 落后的世界观与对于落后生产关系的理解的影响下,对接受、利用与管理这些新兴事物显得 力不从心。草率地将这些新兴事物纳入他们熟悉的统治体系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的统治体 系与他们的思想本身并没有这些基因。他们对这种令他们感到纷乱的事物产生了本能的恐 惧,努力让社会与人们的思想重新回到他们认为的样子中去。 于是到了明代,底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封建文化与历史的巨大惯性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渴 望社会的秩序与道德的重建,建立一个统一的君主专制的封建的王朝。但是,在他的那个时 期,新兴事物与思想的出现让社会变得复杂,社会本身已经不可能恢复到秦汉与隋唐时期。 这让他本能地走向了对于人民更严格的控制。兴八股,造户籍,明律法,这是他采取的措 施。纯粹的以孝治天下的主张,更是希望国家臣民能够在伦理道德的强力约束下接受统治。 选拔国家人才的科举制度,也成为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道重重的枷锁。对于这些知识分子 出身的官员,他们的思想举动被牢牢锁定在私塾五经的范畴。丞相的废除与锦衣卫,东厂的 设立,更加体现了中央皇权的加强,中央皇权对于社会的控制更加牢固。于是在明初这种恐 怖环境下,新兴事物根本无力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全副武装的封建秩序对抗。 需要注意,古代中国的律法,一直被人民视为对于臣民严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严厉惩罚与 对于臣民行为的在道德以外的严格规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 在思想 方面,封建化的中华传统的文化逐渐强化了它的“趋同”的特征,在这种环境下新兴事物的传 播本来就缓慢。随着传统的儒家文化的逐渐地封建化与经文化,对于接受这些新兴思想的少 数人,一直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中,不仅受到道德与封建法律的联合打压,更受到在封建世 界观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自己对于自己思想的怀疑。再者,古代中国人对于“天下”,“朝 廷”,“君父”的根生蒂固的认识下,在王朝更替,集权封建制度控制相对较弱的时期,仍然 会自然地选择走向另一个新的集权封建制度的统治。 所以,在被封建地主阶级改造的儒家 思想的巨大惯性下运转中国,两千年的对中华民族的思想的改造与对于儒家文化的单方面阐 释下,使得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已经变成他们他们维系统治的有力工具。以儒家思 想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的进程中逐渐向它的“趋同”与“秩序”的方向上 倾斜,越来越不利于生产力与新思想的发展,社会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停滞时期。 在明朝后期到乾隆时期,皇帝对于西方传来的闻之未闻的科学技术始终是抱着玩的态度的原 因也出自于这。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不断的强化中,中国的封建制度走到了它的尽头。 既然前面阐释了传统文化并不能将我们中华民族带入近代的原因,那么我们的传统文化与西 方文化的究竟有没有优劣之分? 西方文化与我们的传统文化绝无优劣之分。西方文化个性化契约化的文化产生有它的历史渊 源。日耳曼首领靠他们的战士为其战斗,但这并不是无偿的。相对地,首领必须定期为战士 们提供他们理应的到的战利品。这是领主应该做的,也是必须做的。这样,首领与战士之间 的关系依靠着这种简单的契约关系维持。在这种关系下,战士的人格本身独立的,而首领无 权直接干涉战士的私人生活。到了中世纪,首领变成了领主,战士变成了封臣,这种习惯仍 然存在。领主分给封臣,封臣也必须履行他们的封建义务。封臣的封臣不是领主的封臣,这 是因为他们在越级之间没有契约关系。农民与封建主的关系大抵如此。在这种社会运作制度 下,个人有相对的独立性。西方的封建制度并不像封建时代的中国一样,形成了相对集中的 中央封建强权。契约观念与罗马法的巨大影响共同作用下产生了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更 好地保证了人的权利。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西欧的城市法律下自由的气息更加明显,为新 事物的产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加速了西方的近代化。这是《自由论》的作者密尔所认为有 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的趋势。西方比我们提早进入近代,并不是西方的文化就是好的,就该 拿来作为我们的文化。没有相应的历史积累沉淀,生搬硬套注定无法成功,无法与我们的民 族的本性相适应。 ...

202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