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的晚期。这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强化的时期，也是中国的封建皇权走向巅峰的时期。另一方面，这也是中华民族逐渐落后与历史潮流的时期。理学的出现与统治阶级对于理学的强化，逐渐束缚了我们民族的人格与思想。
为什么中华民族会进入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其实这并不是这些皇帝个人的意志的体现，而是传统文化影响下中华民族的性格与历史大环境所造就的。当中国封建制度走到宋代的时候，相对于前代唐代，能很明显地感觉到文化与制度双重影响下的人格的束缚越来越强。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正显现了封建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于生产力与思想发展后人们自然产生的对于新兴的生产关系，人格自由的需求。这类新兴事物，在明王朝对于社会的思想控制统治相对薄弱的中后期可以窥见，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思想家，像李贽、黄宗羲。李贽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和整个正统思想，在一定程度反映了基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黄宗羲，他主张的“天下为主，君为客”之说，反映了由生产力发展所导致的传统社会生产关系的变化。具有反专制主义的特征。
面对新兴的事物，传统封建统治阶级同他们所设计的集权化的封建制度感到眼花缭乱。在落后的世界观与对于落后生产关系的理解的影响下，他们对接受、利用与管理这些新兴事物显得力不从心。草率地将这些新兴事物纳入他们熟悉的统治体系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的统治体系与他们的思想本身并没有这些基因。他们对这种令他们感到纷乱的事物产生了本能的恐惧，所以他们要清除这些让他们感到烦心的事物，让社会与人们的思想重新回到他们认为的样子中去。只有这样这样人民的一举一动才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才能在既定框架下更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统治
。
于是到了明代，底层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于元末的混乱有深刻的体会。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他的不可避免地渴望社会的秩序与道德的重建，建立一个秩序的王朝。但是，在他的那个时期，新兴事物与思想的出现让社会变得复杂，社会本身已经不可能恢复到秦汉与隋唐时期。这让他本能地走向了对于人民更严格的控制。兴八股，造户籍，明律法，这是他采取的措施。以孝治天下的主张，更是希望国家臣民能够在伦理道德的强力约束下接受统治。选拔国家人才的科举制度，也成为了知识分子思想上的一道重重的枷锁。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的官员，他们的思想举动被牢牢锁定在私塾五经的范畴。丞相的废除与锦衣卫，东厂的设立，更加体现了中央皇权的加强，中央皇权对于社会的控制更加牢固。于是在明初这种恐怖环境下，新兴事物根本无力与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的全副武装的封建秩序对抗。需要注意，古代中国的律法，一直被人民视为对于臣民严重违反社会道德规范的严厉惩罚与对于臣民行为的在道德以外的严格规定，并不是现代意义上保护人民权利的法律。
在思想方面，中华传统的文化本身具有它的“趋同”的特征，在这种环境下新兴事物的传播本来就缓慢。随着传统的儒家文化的逐渐地封建化与经文化，在人们的思想中面对这些新兴的东西时是麻木的，不理解的。对于接受这些新兴思想的少数人，一直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中，不仅受到道德与封建法律的联合打压，而且受到主流思想的排挤与污蔑，更受到在封建世界观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自己对于自己思想的怀疑。再者，古代中国人对于“天下”，“朝廷”，“君父”的根生蒂固的认识下，在王朝更替，集权封建制度控制相对较弱的时期，仍然会自然地选择走向另一个新的集权封建制度的统治。
从制度与文化两方面看，如果不受到外力，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会生活在在这种集权封建体制与封建化的文化中。在这段时期，新兴事物的传播是及其缓慢的。而恰恰是这些新兴制度，很自然的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但不能否认，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新兴的生产关系与相对应产生的思想绝不会被扑灭扼杀。相反，在不断积累中，它的力量会越来越强大，直到在未来某个历史时期，它将取代传统的封建生产关系。
